全市总人口270多万，境内有汉、回、藏、满、壮、蒙、朝鲜、撒拉、东乡、苗、土家、羌、傣等23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

    陇南历史人口

    陇南开发历史悠久，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地区。在武都龙家沟发现的“武都森林古猿”化石证明，早在一千万年前，陇南地区曾是古猿生活过的重要地区，西和县长遭乡宁家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与秦汉大地湾遗址属同一类型；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在陇南西汉水流域，白龙江流域普遍存在。今礼县红河，盐关及天水市小天水镇，杨家寺一代的古西垂，曾是秦先祖的都邑所在地和秦人的发样地。特别是晋时陇南地方政权仇池国的建立，对陇南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说明远古时代人类就在陇南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开始了对陇南的最初开发，并为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做出了一定贡献。
 
    陇南古代人口随着全国政治形势和陇南地方局势的变动随时发生着变化，是极不稳定的，特别是人口的迁徙变动很大，对陇南古代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从总的趋势说，变动幅度很大，既有大量外迁，也有大量内迁，而在宋以前主要是外迁，宋以后则主要是内迁，明清时期是相对稳定的，除了受局部自然灾害和局部战争的暂时影响外，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看，陇南在远古及秦汉时期是人口众多的地区，经过多次迁移变动，除仇池政权时人口数量大增，达到秦汉时期的数量外，历代始终没有再达到秦汉时的数量。直到清朝时，始有突破，回升到秦汉时代的数量。按照变动的具体情况，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自西汉武帝设置武都郡到西晋仇池政权建立，人口流向主要是外迁。
 
    西汉元丰三年(元前108年)，陇南地方行政机构系统建立后首次向外迁移人口，尽管向外迁移了人口，但西汉时陇南总人口数量仍是很大的，总人口至少在30万人以上。东汉时，陇南总人口在28万左右。三国时，曹操，诸葛亮争相掠夺迁移陇南人口，晋时陇南入口仅有3万多人。 

    这段时间，陇南迁出人口累计达50万左右，《华阳国志》说“遂荒无留民”，使当时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几乎中断。
 
    第二阶段：自西晋仇池政权建立到宋代，人口流向既有外迁，又有内迁，尤其在战争中，迁徙的数量有时极大。
 
    公元296年，仇池政权建立，在仇池政权强盛时，仇池国人口在50——60万左右。 隋代没有出现人口迁徙，总人口在20万左右。唐“安史之乱”前没有人口迁徙，只有与吐谷浑，突厥的多次边境大战征发大量兵士，但人口数量却是在隋代的基数上有所下降。天宝时，陇南人口总计115706人，比隋代减少近一半。唐贞观时全国总人口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天宝时，则几乎与隋代持平，而陇南人口只占隋时一半，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全国。由于没有大的向外迁徙，只有吐蕃及其他草原牧业民族的入居，“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时期，陇南人口从总体上说呈上升的发展趋势，虽缺乏这一时期的具体统计数据，但宋代人口的迅速增位，与这一时期发展所提供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这段时间，仇池政权强大，关中居民包括相当数量的土大夫阶层流入陇南，而仇池政权又通过战争和贩卖大量掠夺汉中、川北人口，同时，中原一些政权也通过对陇南地方政权仇池、宕昌等的武力征服，掠夺陇南人口。 

    第三阶段：自宋直至清末，人口流向主要是内迁。这一时期的总趋势是持续不断地流入，很少有迁出。除了屯田、流放及元时蒙古入居等形式外，最主要的是中原汉族人口通过经商、流寓，逃荒等多种形式自然流入。 

    公元1102年，陇南总人口大幅度上升，远远超过唐代和隋代，达253907人。元代蒙古族以安竺尔后裔即赵世延家族为首的蒙古族入居陇南，具体人口失考。1641年，陇南总人口在20万人以上。清嘉庆时，陇南总人口在45万人以上。1879年，陇南发生大地震，共死亡2.3万余人。清末时，今陇南地区全境总人口在65万以上。 

    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人口不断流入。明清时代，是内地人口流入陇南最广泛最持久的时期，现代陇南大部分汉民，绝大多数是明清时期由四川，山西，陕西及江南流入的。人口的迁徒变化，使陇南人口数量和民族成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陇南古代各少数民族大部分与汉民族融合，为近现代陇南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人口流向仍然主要是内迁，总人口继续增长，特别是抗战爆发后，陇南成为战略后方，人口大量流入。1933年陇南人口在80万左右，1949年增至139．9万。 

    说明：“陇南”古代的地域范围指的是今陇南市八县一区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舟曲两县及定西市岷县，宋以前还包括陕西凤县，略阳两县，即今白龙江，西汉水、嘉陵江上游的甘肃长江流域和陕南西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