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现实，反映时代风貌

　　近20年来，在当代的大部分美术创作作品中，人们已经很少看到真正的农民形象，就像工人的形象在日常创作中早已被淡化一样。艺术创作要面对现实，要改变这一现状。美术家不是普通工匠，而是有良知、有社会责任心的“公共知识分子”。艺术家要用社会主义先进的文艺理论，“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重构社会主义美术创作体系。美术家要深入社会现实中去，表达对弱者的关怀，为人民大众服务。艺术家应以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为天职，用真情与爱心来反映客观真实的生活现状，表达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画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美术家及其美术作品的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譬如，国画家刘文西历时40多年，先后60多次深入陕北生活基地，画了2万多张农村速写，创作了大量的陕北革命历史题材和人民群众风土人情的作品，创立了“黄土画派”，成绩卓著，为现实主义创作塑造了一个典范。

　　现实主义作品普遍关心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问题，表现出艺术家对老百姓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艺术家要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广泛关注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倡导社会与艺术的改革，通过塑造典型细致的生活形象，揭示天人之道，展现生活中真、善、美的根性。“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美术思潮大量传入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阶段。上世纪80年代前期是新时期中国美术的“觉醒期”，突出地表现出对人的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进一步思考与呼唤，中国出现的第一批以人道情感著称的农民题材油画作品，如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给广大观众的视觉和心灵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掀起了一股乡土现实主义画风。它以客观现实生活为原型、情真意切地表现艺术家对农村生活的感受，开创了中国农民形象创作的新时代。艾轩的《若尔盖冻土带》以高调环境与深色主体的强烈对比，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韦尔申的《吉祥蒙古》以富有形式感的构成体现了三代牧民欣逢盛世的幸福生活。新世纪之交，创作更为自由和多元，中国画创作如王明明的《八月吐鲁番》、田黎明的《雪域净土》等，把光影表现与传统中国画诗意结合，呈现出新的面貌。画中的农民形象成为画家赞美自然、歌颂人类淳朴理想的载体。

　　艺术创作应注重当代性，艺术作品表现的内容应当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艺术家要关注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关注生命的体悟与自然的和谐，积极倡导、发挥、发展现实主义的时代精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的范畴与要求：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体现农村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艺术创作要符合这一重大的文化建设项目的需要。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2010年规模空前的“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绘画展”系列展览开幕了，它以展览的方式回顾新中国农民在各个时期生产、生活的情景和精神面貌，突显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在社会变迁、现代转型中的时代风貌、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讴歌了时代精神。但这种以农民为主题的艺术盛会，在中国成千上万次的展览中，也只是凤毛麟角，许多展览沦为商业炒作，创作成了艺术市场的黑手。这是应该警惕的。

　　 以民为本，倡导民本主义价值观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句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在美术创作中积极倡导民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创作题材，反映民众的生活。强调以民为本，构建和谐文化，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民本主义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撑和影响着所有价值判断，因而应当是整个人类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向的道德底线。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各种思想、各种流派的艺术都在改变着民族艺术的创作方向。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开始分化与裂变，走向个人主义、纯形式主义与“边缘化”的状态。自1979年“星星美展”开始，中国的美术创作开始转型。1985年是新潮美术时期，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美术界的创作方式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受现代艺术中的原始主义观念的影响，乡土现实主义绘画开始裂变，一些画家将乡土题材的某些精神因素与形式的追求融为一体，画面不再是如实记录现实场景，而是在形式中展现人的原初本性。例如油画家尚扬的作品《爷爷的河》《老辈》。80年代末期，个性化与自由化的作品占据了美术创作的主要地位，1989年2月，王德仁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抛撒避孕套以达到他一举成名的目的，毫不顾及社会公德与伦理，将赤裸裸的性象征物强行向观众展出，这种杜尚式的行为艺术与民本主义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很难让群众接受。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商业活动也贴上了艺术的标签，宛如人体彩绘般地光彩照人，个性十足，民本主义价值观越发变得模糊与淡漠，一片絮乱，不知何时才能回归艺术的本根。美术家有责任努力创造出一大批具有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崇高品格的美术作品。我们要用民本主义思想来创作大量现实主义的作品，反映人民生活、鼓舞人民意气、教育人民品性，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文化素质与精神境界。吴作人的《农民画家》、董希文的《千年土地翻了身》、叶浅予的《夏天》、王式廓的《血衣》、罗工柳的《延安人》等一系列经典之作，都来源于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体现了朴实的民本主义思想。这类作品才是人民群众所企盼的。

　　关注民生，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

　　美术家理当体察民生，反映民意，表现人民的历史生存处境与生活状态，讴歌天下劳苦大众。上世纪70年代，杨之光创作的现实主义国画《矿山新兵》，在经历过“文革”大批判洗礼之后，表现了一个雄姿风发的矿山女工从农村生活走向工业化生活的一种喜悦心情，准确地表达了当时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乐观精神。80年代，罗中立的油画肖像《父亲》，以近焦写实的表现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形象。90年代初的“新生代”美术作品，采用了典型的写实技巧，描绘身边的事物与日常感受，“去掉了理想化的外衣”，真实感人。在这一点上“新生代”美术最接近现实主义的本义。与过去相比，画家们开始了更加独立和深入的社会文化思考，作品中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90年代中期忻海洲的《进城农民工》较早地刻画了城市里农民打工者的形象。王宏剑作品《阳关三叠》是表现当代农民工生存处境的佳作，描绘了一群疲惫不堪的农民工整夜露宿于天寒地冻、拥挤不堪的露天候车场候车的情景，反映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艰辛生活场景，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下层贫民生活的关注与同情。

　　人民的生活是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让我们从杂乱缤纷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回归到创作的本源，回归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回归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空间。艺术家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用内心的真情实感来构思作品，在现实中发现美、认识美、表现美，揭示生活的本质与艺术创作的规律，用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绘画，表现人民群众的现状与历史，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作品的社会价值。我们急切期待能有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揭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性与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美术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