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这一天，芬兰人马达汉以探险家的身份骑着马进了兰州城，穿过一座雄伟的城门，走在铺着巨大石板的马路上，听到马蹄嗒嗒声响并穿过挤满行人和车辆的街市，马达汉心情十分舒畅……一路走马观花的马达汉被黄河边的一幅景象所吸引，并用手中的照相机拍下了这幅场面：苍凉的土地上，黄河南岸是组装完成的两个沉箱，沉箱的高度将近3米，一些在沉箱边忙碌着、戴黑毡帽的人显然是来自天津、上海等地的技工，而头上扣着瓜皮小帽的则是甘肃当地人。远处牵着毛驴的人们正从镇远浮桥上走过……

　　  “镇远浮桥从建成至弃用经历了525年(公元1384年——1909年)。”省交通厅编史办公室退休干部伊国清最近在《甘肃文史》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兰州黄河铁桥百年史话》的文章也是从镇远浮桥说开的。

　　  从兰州的地理位置来看，从内地去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必须跨越黄河。据传，早在汉朝时，黄河兰州段就有了钟家河、新城、小寺沟等渡口，用皮筏运载过往的客商。应当说，在汉唐时期，黄河上游的交通运输是最为繁盛的时期。自唐之后，中央政府对西域、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处于时断时续的状况。到了明朝，随着明王朝的经营，西北地区的人口经济逐步开始恢复，对于交通的需求也日益增大。兰州是个山区城市，也是黄河唯一穿越的城市，皋兰山绵延于城南，华林山雄踞于城西，黄河穿城而过，向来为关隘要津，交通重镇。

　　  明初，出于向河西走廊运送各种物资的需要，兰州黄河段的教场河、岸门口、空心墩等渡口也陆续开通。然而要供应数万大军的粮草，仅仅依靠渡口是不行的，必须建桥才能满足军事运输的需要。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冯胜等率军，追击元朝残余势力。在定西消灭了王保保的主力后，为过河追击元军残余，在兰州城西七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浮桥。洪武九年，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到城西十里的地方。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兰州卫指挥检事杨廉将黄河浮桥移到了兰州城北的白塔山下边，也就是今天的兰州黄河铁桥这个位置。关于此，明人徐兰在其撰写的《河桥记》中有记载：“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去城西七里许造浮桥以济师，师还，遂撤弗用，又三年卫国公邓愈帅师定地置西凉、西宁、庄浪诸卫，乃去城西约十里造桥，以通往来……又九年，兰卫指挥杨廉视城北河水少缓，拟改置桥近且易守，询诸父老以为古今之金城关在焉……”

    据《兰州市志·市政建设志》记载：镇远浮桥用船28只，常用25只，备用3只，河涨时增补备用。每船相距一丈五(约4.5米)，上流各下碇石，以固定船身位置，船上铺木板，两旁设栏杆。桥南北两岸各立铁柱(即将军柱)2根，以固定铁索、大绳贯穿全桥，连为一体。每年十一月结冰时拆桥，次年二月冰解后再搭浮桥。

　　  修建了浮桥，人们方便多了，但是冬拆春建，不仅是一项劳民繁重的工役和一笔不小的开支，尤为严重的是，每当黄河水行将解冻之际，往来于黄河天然冰桥之上的行人和家畜，常因冰裂落水而惨遭灭顶溺毙之灾，史料载“民以病涉戕生为忧”。

　　  面对镇远浮桥之畔的严峻现实，有识之士迫切地发出“不可不经久之法”的呼声，这呼声也喊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如何在黄河之上横空架设一座一劳永逸的坚固大桥，成了民众梦寐以求的梦想。

　　  而在清朝同治年间，这个梦想距离实现曾是那么接近。一位远见卓识者提出想在黄河上架一座铁桥。而此人就是陕甘总督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