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泾川佛教文化资源的地位

　　泾川古称泾州、安定。说到泾川的佛教文化，不得不说泾川出土的舍利子：1964年，出土隋敕唐瘗之大云寺佛祖舍利14粒；1969年，出土北周宝宁寺佛舍利数十粒；2013年，出土北宋龙兴寺“诸佛舍利2000余粒并佛牙佛骨”。

　　楼宇烈先生说，按照佛教的规制来讲，必须是佛、法、僧“三宝”俱全。尤其是佛宝，就是舍利，显得尤为珍贵。有了舍利，就说明有佛宝了，这是一个寺院建造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有地位的标志。隋文帝当年在全国建立寺院，都是分给地方舍利，但是现在出土的并不多了。泾川发现了隋代的舍利，可能还要更早，在这样的象征下建立的寺院，意义非常重大。而在同一个地区，三次发现舍利，数量又多，在全国是没有的，有北周的、有唐代的、有宋代的，历史延绵这么长久，将近一千年，这是一个标志，可以说泾川是佛宝频出的神圣之地。

　　泾川第一次出土的十四粒佛舍利，是随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五重套函”出土的。楼宇烈先生说，“五重套函”非常罕见，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葬制引入了佛教，因此被写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里面，其意义是非凡的。舍利的历史传承是最重要的，第三批发现的舍利有几千粒，现在清理出来了1700多粒，估计要更多一些，铭文写得很清楚，是诸佛舍利。佛教讲，觉悟了的人就是佛，诸佛舍利就是历代高僧的舍利。这么多的舍利，不仅意味着泾川佛教历史的悠久，也意味着佛教文化的兴盛。

　　杨曾文先生将泾川第一次出土的佛舍利称为泾川佛教文化的一个“亮点”。他说，隋文帝曾分三次向全国190多个州中的113个州分舍利，泾州大兴国寺在第一批分到舍利的30个州中居第14位。隋文帝从小长在寺院中，到七岁才离开寺院的，他对佛教有特殊的感情。隋文帝当政之后，把一包印度老僧赠送的舍利，分送到他之前到过的各州，建立大兴国寺供奉，《高僧传》有记载。武则天称帝后，敕令各州兴建大云寺，在大兴国寺发现了隋文帝舍利，但这一次瘗埋，改变了隋文帝只用石函和琉璃瓶的规制，用“五重套函”供养，泾州是全国发现的最早用这种新方法供养舍利的地方。

　　泾川的佛教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有1500余处。方立天先生将这些遗存分为五个类型，第一就是三次出土的舍利及佛牙佛骨。他说，舍利是信奉的对象，属于信仰文化，对信徒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舍利也成为泾川佛教文化区别于敦煌、张掖、麦积山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说，泾川还有“百里石窟长廊”，有窟龛600多个，这个很壮观；有佛教的造像，铜像、石像、泥像都有，有436尊之多；有碑铭，砖造的、石造的、铁造的，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都很高；而寺庙，历史上很多，目前仍有几十处，分布在各个乡镇村落。他由此总结出泾川佛教文化的四个特点：历史久、舍利多、长廊长、文化价值高。同时，他也非常认可“西有敦煌，东有泾川”的说法：“如果说敦煌是佛教艺术的宝窟，那么泾川就是佛教信众的圣殿。”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斗城先生说，泾川是甘肃的东大门，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第一大站，佛教文化的沉积非常深厚。除了泾川三次发现舍利以外，他重点分析了泾川发现的佛教造像、佛像窖藏和佛教碑刻。他说，上世纪泾川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佛造像，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最完整的鎏金铜佛造像，而且时代是比较肯定的，是前凉王归义侯张天赐所藏；前凉造像非常少，泾川就有一件，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断代提供了标尺，也标志泾川佛教进入了第一个高潮。龙兴寺佛像窖藏是碎身舍利的安葬，敦煌藏金洞17号窟里面也属于这种现象。泾川佛教碑刻中，南石窟寺碑非常重要，为我们研究北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没有这个碑，我们就不知道泾川的南石窟寺和庆阳的北石窟寺是什么时候开凿的；金大安铁钟铭文，上面有供养者的姓名，对研究近代北方地区民众信仰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因此得出结论：“泾川佛教文化在甘肃的地位仅次于敦煌。”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嘉木扬·凯朝先生专门为研讨会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如何继承挖掘泾川佛教文化》。他说，泾川有那么多石窟，那么多佛像，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大的博物馆。他的论文的副标题则是“中华第一佛宝地宫”。他自问自答，为什么是“第一”呢？泾川第一次出土的14粒佛舍利，装在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五重套函”里面，郭沫若老先生说了，“舍利石函，贵在石函”，这已经点破了。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三北先生进一步证明了嘉木扬·凯朝先生关于“中华第一佛宝地宫”的说法：第一是次数多，泾川三次出土舍利，相比其他地方，这是特殊之处；第二是数量多，仅第三次出土的舍利就已经清理出了1770多粒，还有三个舍利瓶没有打开，并且还有佛牙佛骨；第三是前后延续时间长，从北周到隋唐再到北宋；四是规格高，属于皇家寺院。“有了这四点，就可以确立‘第一’的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温金玉先生说，泾川县佛教文物接二连三地出土，就像一把把金钥匙一样，开启了一直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古丝绸之路文明的大门，不仅见证了古泾州厚重的文化积淀，也为当今如何构建文化产业平台提供了重要线索。他说，泾川是丝路重镇，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是沿着丝绸之路进来的，就泾川大云寺来讲，处于佛教桥头堡的地位，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创新地、交汇地，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找到了重要坐标。泾川三次出土舍利，这是全国少见的，在泾川佛教文化遗存中是最令人推崇的，也是泾川佛教文化的“品牌”。